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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怒出诗人。诗是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,也丰富了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。诗言志,是发自内心的呐喊,是情感的发泄,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呼唤,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抨击。诗人大多怀才不遇,得不到朝廷的重用,空有满腔热血,满腹经伦,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,寄情于山水,游离于市井、街巷、酒肄,感受到了民间疾苦,积累了丰富的素材,对社会有了全面认识,于是借酒消愁,忧国忧民,于是才有了李白“抽刀断水水更流、举杯消愁愁更愁”和杜甫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震烁古今的名言佳句。在动乱、颠沛流放、迁徒中生活,成为了浮萍,任由波涛冲击,显得无助、无奈,借诗词寄托自己的期待,希望命运的改变,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控诉。于是,才留下了不朽名篇。
这些有成就之人的共性决定他们的命运。有以下三个原因:
一、孔子儒学思想的影响
自从孔子的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”理论传播开始,各时代的文人都遵从老先生的遗训,投入到学而报国的大潮中。孔子不止学术卓越,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深厚的。周游列国宣讲毕生思想,他的“积极入世”的做法正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。并奠定了儒家文学人生的道路,对历代诗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二、文人的共性的影响
文人的共性就是“书生意气、性情用事”。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等文坛大家都具备这个显著的特点,可说是个性十足。李白的特点是豪放洒脱的气度,傲气独立的人格,加上自由奔放的浪漫。杜甫的特点是循规蹈矩、忧国忧民、人格高尚。而苏轼的特点则是豁达开朗、直率真诚。他们的心思都非常细腻,属于多愁善感之人。但不管是生逢乱世或是盛世,忠君报国一直都是他们的心中所想,但又不屑于争名夺利,曲意逢迎,罕有建树,有的甚至早年夭折,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。
三、缺乏官场上的“转圜”
中国一直是个人情社会,关系网极其复杂。官场的沉浮不是一般人能把握的。这些诗人仅仅是具备文人之身,却都不是文士之才。进入官场时抱着建立功勋,报效国家,指点江山的梦想。一旦遇到挫折、受到排挤时,就激动不已,从而产生消极思想,正直率真的天性就暴露出来。清高者见不惯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,挥袖而去,愤然离开。殊不知,政治本就如此,你不为“五斗米折腰”,就要被扫地出局。真正的官场政治家们都是胸怀天下,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,曲线救国、隐忍,从而达到人生理想。如魏征、狄仁杰等文人墨客虽不及诗人们文学出色,但也都在各自的朝代自如驾驭。
李白的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;杜甫的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”;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,无不表达了历代诗人对自身遭遇的不满,也表现出了不在朝中仍关怀的爱国情怀。这些堪称泰山北斗的伟大诗人,在那个诗文取仕的年代何以难有作为,甚至贫困潦倒,不可谓不是命运的安排。但未清醒的认识自己,不能融入早已现实存在的官场旋涡,导致曲高和寡,却是有些不明智了。
因为作诗与做官的规则要求和评价标准不同,用俗话说是两条道上跑的车,作诗需要小众、浪漫和多情,从政需要大众、严谨和冷峻,所以多数文学成就很高的诗人仕途不顺,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原因。
个别特例也有,这里不予讨论。
作诗需要小众,做官需要大众。
诗人侧重记录个人的体验和感受,道别人所未道,言别人所未言,只要主题不反人类,甚至越个性化越好。作为诗人,可以“扫地恐伤蝼蚁命,爱惜纱蛾飞罩灯",大家感叹并赞颂诗人的拳拳爱心。
而作为仕途上的官员,他要克服个人内心的很多东西,从总体,从全局,从大众的角度去思考和裁断一些问题。如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,在战场上挺身向前,大喊“跟我冲!杀啊!”他本身和跟随他的人都是爹娘的儿女,对方面对的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,但作为领兵作战的武将,他就不能考虑小我,必须为了团体、民族或者国家舍身向前。写诗是内心的波动,是纸上的;做官是众人的瞩望,是现实的。
作诗需要浪漫,做官需要严谨。
诗是唯美的,可以姿意妄为,风花雪月,上天入地,甚至越夸张,越浪漫越好。如李白: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"如苏轼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一簑烟雨任平生。”都有天老大、他老二的气概,作为诗这种海口夸得世代叫好。
而在仕途上,必须讲原则守规矩,戴着体制的约束去行事,官大一品压死人,令出如山倒,误卯要杀头,否则就不能确保行政效力。用作诗的浪漫做不了官,用做官的严谨作了不诗。
柳永只能做"布衣卿相"。
作诗需要多情,做官需要冷峻。
没有细腻的体会,丰富的情感,绝不会是一个好诗人,大诗人。诗人要见花流泪,对月伤怀。这样才能写出世代传咏的好诗,以个人的情感引发读者的情感,形成心灵共鸣,给人以精神享受。而做官要同时对上、对下负责,政务繁多,百事缠事,不允许你的个人情愫冒芽出尖,你要为隶下的百姓当家做主谋幸福,放弃个人的一些东西。如果一个官员,总去惦记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"哪怎么得了?古代官员乌纱帽上两边的翅,就是让你不能歪头晃脑,必须仪态端庄,不苟言笑,象个官的样子。官也有正官和散官之分,散官偶尔对月吟风也未尝不可。
总之,作诗与做官是两种思维的活计,都是稀有动物,社会对做官要求更严厉,对作诗要求更宽松;作诗就安心作诗,做官就安心做官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!
诗人与仕途,本就是一对矛盾的对立面,古今皆如此。
诗人孤傲不训,知无不言,口无遮拦,理想主义贯穿全身,渗透着灵魂。
仕途循规蹈矩,谨小慎微,言不由衷,如履薄冰,现实主义是整个天空。
如果说诗人是车,仕途是路,就不难想象这个车是不是不是很合路的辄?是不是这个车在仕途的路上很难顺畅,这个必然性,就决定了诗人在仕途上得志,纯属偶然性。
所以说,文学成就再高的人,都很难在仕途上得志。换句话说在仕途上得志的诗人,也很难流传千古。
一己之见,仅供参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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